近日，大陆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针对性地提出：“智库建设要治治虚浮症”。文章称自今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大陆的智库热持续升温，以致在一些学术会议或培训交流场合，“言必谈智库”，已出现重形式轻内容、重结果轻过程、重数量轻质量等诸多问题。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智库的研究成果获得领导认可更重要，对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考虑不多。

 
确实如此。据去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全球有近6700家智库，中国有429家，排名第二，是美国智库数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大陆机构调查显示，中国智库已有2000多家。但中国智库的实力与数量显然不成正比，极少有被视为全球顶级的智库。美国《外交政策》曾发表过一份对全球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悉尼、东京和吉隆坡才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智库的话语中心，北京、上海均未上榜。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来有自。
 
智库在美国被媒体称为“第五种权力”，是储备和提供知识、理论、战略思想和解决方案的“仓库”，汇集着一流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头脑，故有一国“外脑”之美誉。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赵可金在《美国智库运作机制及其对中国智库的借鉴》一文里介绍智库的机构性质时表示，“在美国，智库一般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甚至大学）之外、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赢利性学术机构，隶属政府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院系被排除在智库范畴之外，它们在性质上属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外的所谓‘第三部门’，在法律上属于独立法人，在功能上是社会公共议题的‘知识掮客’或者‘大脑’，专门为包括企业、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提供思路、对策和建议。”而英国智库，也是以“独立”为根本——在运营模式和财务管理上独立于政府财政，有自己的全职研究队伍，并且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智库的独立性质决定了其定位的多样性，或者是批评者，或者是建言者，或者是政策分析师。
 
中国大陆智库之所以会出现量大质低，不仅谈不上世界影响力，就是在本土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甚至被实干官员所鄙夷的状况，主要原因在于：大陆智库普遍缺乏独立性、一流的研究者和翔实权威的研究数据，大量研究远离社会真实需求，对社会动向、趋势反应迟钝，既少学术建树，也缺政策层面的操作性，更谈不上可与西方智库的专家学者匹敌的国际战略视野、历史感与前瞻性，徒有“库”的名义，却没有“智”的产出——这就直接影响中共的执政水准。
 
正因为智库在现代国家治理与国际事务处理中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习近平主席才多次强调建设智库的重要。而当前大陆智库建设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就是对现有机制和运作模式进行创新。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背负着三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心理的积习，其一便是官员中残留的专制思维和知识分子中残存的“上书房行走”碎梦。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曾子曾经入木三分地概括为政者和策士、谋士之间的关系：“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大陆的智库九成为官办或半官办，“上书房行走”的残梦加上官办体制的束缚，决定了官办智库的研究者们对权力自觉不自觉的依附，沦为“徒”的可能就极大。而事实上，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艰难崛起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徒者的术，而是诤友的智。因为一党执政以及大陆的政府权力相对集中，导致政府决策效率、执行力度和对社会的影响，都大过西方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如果决策失误，纠错成本也极为高昂。因此，大陆更需要智库在决策前后的多方论证和解释，既要有“智囊”、“建言者”，更要有“批评者”和“反对者”。
 
官办智库虽在获取信息方面有一定的便利性，但由于与权力本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提供独立、客观、公允的意见，显然有难度。因此，要对官办智库的研究人员多多让渡意识形态的管控空间，真正做到言无禁地、言者无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思想不自由，学术不独立，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果只能做权力的应声虫和政策的注释者，智库就失去了存在价值。
 
官“库”该退的时候，民“智”要进。环顾国际智库，大都是所谓的“民间智库”。民间智库的成长亦有助于提升中国开明政治的国际形象以及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大陆民间智库成长之弱，难在其独立性基因与意识形态管控的设限、研究的专业化与信息获取的不完全化之间还存在较大距离。能否很好地化解这个难题，关系到所有智库如何吸引到一流头脑的加入，以及科学决策和智慧成果的产出，关系到中国崛起是否有更多路径可以参考，经济发展是否有更多方案可供选择，以及多少社会危机可以提前预警……从而减少公共决策的失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智库是中国更好发展的瓶颈，也是契机。
 
（转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