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发挥思想库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再到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智库建设已在我国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蓬勃兴起。
 
智库作为一个源起西方的概念，其基本社会功能主要包括为公共决策提供思想和行动方案、评估政府运作效率、传播社会知识、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在现代国家决策体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智库具有四个鲜明特点：一是相对独立运行，不过度依附于任何组织或个人；二是不以营利为终极目标，以增进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三是以公共政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从事的基础性学术研究为应用性政策研究提供支持；四是以影响决策为主要目的，把为决策者提供专业客观的咨询意见作为基本使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演进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伊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党政军系统智库迅速发展为标志，中国智库体系初步建立；第二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首批民间智库相继成立为标志，中国智库体系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第三阶段，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高校智库蓬勃兴起为标志，中国智库体系基本成型；第四阶段，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以中国社科院实现功能转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一批民间智库大量涌现为标志，中国智库开始寻求转型；第五阶段，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为标志，国家开始大力推动新型智库建设。
 
纵观中国智库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智库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扮演的角色从幕后逐步走到了台前，功能的定位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向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发挥的作用从注重决策的科学性向注重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法制性相结合跃升，发展的环境从相对封闭的决策体系向相对开放的决策体系转变，产生的影响力逐步从决策层向全世界辐射。与此同时，展望强国梦、走出去等大战略背景下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之路，我们也应当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认清前进道路上可能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障碍。
 
内容与渠道的矛盾。智库除了要关注研究成果的质量，还必须努力拓展联系决策层的渠道，进而增加观点被采纳的机会，所以思想营销对于智库而言同样也是生产力。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内容与渠道两者齐头并进，而一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则要面临偏重内容还是偏重渠道的选择。鉴于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优劣进行比较是困难的，所以做到渠道独一无二要比做到观点出类拔萃更容易。这将形成一种选择性激励，导致智库倾注更多的精力和资金用于公共关系，而不是其核心业务——政策研究。长此以往将陷入呈递渠道越拓越宽，而内容质量越做越差的困境。
 
建议与参考的矛盾。在网络时代，相对开放的信息环境大大增加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机会，与之相伴，信息爆炸也同样带来了信息超载的困扰。为了应对信息超载，信息接受者往往倾向于依赖其固有的思路来处理信息。智库作为信息供给方，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投其所好的偏好选择，以增加自己的观点在信息过滤机制下“幸存”的概率。“双盲体制”的产生似乎在所难免：决策者需要超越个人倾向的多元观点作为决策参考，但是智库在提供观点时却明显带有迎合的动机——首先研究决策者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从中摸索意图，然后以决策者的意图为蓝本提出政策建议。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决策者始终不能得到多元的决策参考，智库始终不能领会决
 
策者的真实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将如何分辨到底是智库在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建议，还是决策者在为智库提供研究方向？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矛盾。虽然从事基础研究不是智库的主要工作，研究成果也不是智库的最终产品。但是对基础研究的积累决定了应用研究的价值。缺乏对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基础理论的学习，将会影响智库（成员）对于基本社会规律的认识，破坏社会的整体知识结构，最终导致公共政策质量的下降。由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的产出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所以从事基础研究需要具备相当的定力与担当，唯有“甘做板凳十年冷”，方能“文章不写一句空”。那么，从智库成员个人的角度讲，有谁甘愿维持基础研究与政策应用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从智库机构的角度讲，又该如何划清自身与科研院所之间的边界？市场与立场的矛盾。智库影响力是智库存在的基础，但是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却不能统一，某种程度上两者之间甚至存在一种“跷跷板”效应：一旦研究成果成功转化成为政策（政策影响力增加），那么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智库将失去对其观点的冠名权，甚至在公开场合需要对此讳莫如深（社会影响力流失）——这是对过去政治传统的继承：所谓幕僚，即帷幄中的参谋，爱出风头是大忌。所以，政策影响力的极大化造成的将是社会影响力的极小化。作为相对独立运行的机构（主要是指人事独立和经济独立），缺乏社会影响力将难以获得可持续的资金注入与人才供给；而单纯依靠政府或某个机构的全额拨款，其价值中立又将难以体现。
 
思考智库的改革与未来的发展，不应该被“智库”这个称谓限制了思维和视野。毕竟在原有的基础上，单纯地更替或增加询政对象都不会令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发生质的改变。所以，破解新型智库建设困局的关键不在改造智库本身，而在打破相对封闭的公共决策体系。唯有将新型智库建设视为一个系统工程，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体现其自身价值所在。